梁文道先生的新书，名叫“常识”。梁先生以为他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看来，他是用常识去质疑、驳斥那些“伪常识”。当年王小波孜孜不倦要表达的也无非是一些“常识”诸如“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说不出来的群体”“思想应该带来乐趣而非恐慌”“人有权拒绝一些虚伪的崇高”“出版业应该摆脱童稚状态”等等，至今仍未过时。常识是一种力量，很多宏阔高深的理论，最后都可以归结到常识的层面。两百年前，潘恩写了一本名叫《常识》的小册子，从政治制度、地理位置、国际关系等方面入手，说明北美大陆独立实在是一些“常识”问题。该书极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争取独立的决心和信心，被后人列为“改变世界历史的16本书”之一，整个世界，整个的现代政治文明都从这本书里得到启蒙。
常识最为平常，然而也最容易受到蒙蔽。在我们周围，还有许多偏执和愚昧，许多“伪常识”，还有许多惯性思维下的狭隘与武断，它们的存在根深蒂固，难以消弭。2008年，可以说是我们的“错愕”之年。在我看来，专制、盲从、情绪化都在制造着新的愚昧。许多背常识之言、背常识之行，让我们错愕连连。
第一个错愕来自“封杀”。
《色，戒》2007年已获准在大陆公开上映，但主演汤唯却被广电总局封杀：“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文艺、广告、直播等各类节目，从现在起，一律不得报道、炒作与汤唯有关的任何事情。”是因色情乎？早有导演剪刀自行了断。乃为政治乎？又有审查部门层层把关过滤。难道是根据某领导的会议讲话或者个人偏好？
国产电影《苹果》因涉嫌色情遭禁。难道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得以没有鉴赏力或者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比如说儿童为对象？分级制度为何不见落实？
冉云飞在天涯等处的五个博客被关闭。一个喜欢阉割的国家注定没有生气，一个不能包容异见的政府注定没有活力。我们不能出版《灵山》，我们不能追问拉萨真相，我们不能批评政府，言论自由从何而来？禁与删，会“万马齐喑”吗？
贺卫方教授因为言论过激，在素有“自由”之称的北大竟呆不下去了，当他从北大辞职后，浙大居然以“省委发了话”为由而放弃了当初接受的承诺。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批评传统、表达异见，就有学生告发，公安立案。看来，政府、大学甚至学生都不能容忍一个老师在大学课堂上关心国事。或许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有批评便成诋毁，有异见便是影响稳定、影响发展、影响和谐？站在政府的立场，它想的是：要讲政治。讲政治的核心是稳定压倒一切，让一切“和谐”。因此，所谓的“讲政治”，就是让人们——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教授不谈政治。有人说老师课堂应该中立，可是政府的教材特别是中小学的课本却不是学术至上，在“州官放火”之下，“百姓点灯”针锋相对，有何不可？
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由于言论不当和抽高价香烟而被免职。一个官员不可以说错话么?难道所有的官员都只能说中规中距的套话？接着，据说那些高价香烟要遭遇“封杀”了。官员不可以公款消费，必须廉洁自律，可高价香烟的买者仅仅是官员么？老百姓奢侈消费，想购买豪华墓地、黄金月饼，政府不能禁止，更不能让生产者禁生禁产。有人追求豪华高价正如有人喜欢简朴低廉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为何不正视消费的不同层次，正视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呢？
再一个错愕来自“专家”。
周正龙造假，有专家作证是真；奶粉有毒，有专家说少量食用没有大碍；柑橘虫疫情出现时，有专家担保：虫子无害，甚至可食用；房价虚高时，有专家说暴利是合理的；房价要跌时，专家又说，救房市就是救中国经济。中国专家喜欢依附权力，所以说中国看病最不贵；中国专家最会见机行事，以大局为重，所以他们将“以人为本”变成“以稳定为本”。但我们指导，真正的专家绝对是有自由意志、独立思想的人，阿谀金钱与当局的专家，不以百姓的生活与生存为出发点的专家，不过是伪专家。
第三个错愕来自作家。王兆山“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如此轻贱生命；“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如此谄媚，完全丧失人性与人格！又有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因为“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在余大师眼里，国际形象事大，灾民痛楚根本微不足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道貌岸然冷漠无情呢？时评作家郭松民，辱骂范美忠，自己却也不是道德完人，抄袭文章，真是“没这么无耻的”了。而作协的霸占话语权或歌功颂德或官样文章流行更让作家这一本来受人尊敬的职业成了倒人胃口之物。
第四个错愕来自教师。地震中，范美忠弃学生不顾先自跑出，在没有地震演练、不敢保证教学楼质量的情况下，无可厚非；但他在事后“洋洋自得”地自我表白，将这种行为与“自由”挂钩，并竭力美化之，就显得可笑可鄙了。扬帆门里，与学生肢体冲突的教授；弑师门里，与学生关系暧昧的教授；还有无数抄袭、作假的教授：不知道尊重他人、尊重真实的先生，配当先生么？
第五个错愕来自官员。享有特权，因此广州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认为“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拥有权位，所以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可以咆哮：“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因为无知，乐山市市中区水利局原局长曹桂芳说，“直到以涉嫌贪污罪被逮捕，我才知道贪污是重罪。”
第六个错愕来自公文。三鹿事件发生后，作为三鹿集团所在地的“父母官”，石家庄市政府出面道歉了。他们对“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给职工、奶农以及广大消费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耿耿于怀，而对受害者的生命损失漠然置之，以致张鸣先生直呼“太有才”了。在政府公文中，我们经常看到一小撮、别有用心、不法分子、煽动等词语，将异见和意见涂上政治色彩，正当的权利诉求变成非法举动。不仅政府公文有着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