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兄弟姊妹以及他们配偶的直系亲戚中，老少三代都有人在外打工，近的在周围的城镇，远的在江苏浙江广东海南，从事的职业有建筑、桩基、厨师、酒店管理、数控机床、服装加工、电子产品装配等，年龄大的五十岁，年纪小的初中肄业，打工时间长的有二十年，短的也有一两年。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农民工。他们蜷缩在城市最阴暗最辛苦最危险的角落，风里雨里来往穿梭，或通过一个直径一米的圆窟窿深入底层四五十米刨生活，或通过摇摇晃晃的脚手架攀爬到离地面百米的高空安装拆卸吊栏赚工钱。
但他们大多只能一年发一次工资，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工资，平常的日子得找包工头赊账，在年底的工资中扣除。如果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或当天能把辛苦了一年的工钱要回来，一家人就可以乐呵呵的过大年了，如果要不回来，就得等到下一年的大年三十。他们这些人中被拖欠的工资长达三五年甚至十几年最后成了呆账死账永远也要不回来的，多则七八千上万，少则几百千八块，谁的身上可能都会背上这样的“包袱”。
从春运的列车上放下十几个小时站酸了的腿，踏上城市的陌生土地，他们艰难的生活和没有保障的日子才刚刚开头，唯一值得欣慰是工钱，但要想将一年的血汗钱拿到手，需等到一年中的最后一天；至于能否拿到工资的全部，绝对是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如果能碰上信义兄弟那样的好人，那是农民工的福分，因为信义兄弟能从千里迢迢的天津开车把他们拖欠了一年的工钱的大部分带回家，主动将欠款还给农民工。哥哥孙水林总共欠下农民工一年的工资共33.6万元，但带回来的只有26万，哥哥死后，弟弟垫上了6.6万，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孙妈妈拿出了最后的1万元，才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原谅我对信义兄弟的大不敬，我猜测，如果孙水林没有出车祸，是不是像祖国99％的包工头那样，先还一部分，再压一部分，“等资金周转过来了再说”，未得而知，我不是小瞧了英雄，因为他带回的现金26万只是他拖欠的一大部分，而不是全部，也许他会找弟弟和母亲借钱还债，但那已是我们不敢猜测的话题，原谅我的假设，做出这样的假设，我显得很不厚道，也不安神。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尤其是农民工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只要你伸手了，说上一番“周转困难，效益不好”之类的话，他就乐意被你归还一部分，再允许你拖欠一部分，以待来年。我的妹夫说，今年收回了八千元欠款，还有三千多欠着，人家没有给，答应暑假还，因为暑假后他的孩子要读中学。我的妹夫他无可奈何地满足了。
同样，一个被哥哥孙水林拖欠了1万元工资的农民工在领取弟弟孙东林发还的工钱时说，他欠自己1万，人都死在还债的路上了，就要5千吧……多好的农民工，多善良的农民工，因为他人的善良，激活了自己身上人性的光芒。我们在被信义兄弟感动的同时，不知道是不是也能被农民工质朴的话语所打动……5千元钱，那可是他半年的劳动所得啊。
信义兄弟还债的故事，席卷了中华大地，在人性沦落、商者无良的时代，他们成了注入这个堕落社会的一支强心剂，让中央到地方群情激昂，仿佛中华民族的道德链条总算是被这兄弟俩给接上了，这根链条总算是没有在2009年和2010年的关口出现断裂；也让我们在诚信的页面上，做足了关于道德话题的文章。但静下心来想一想，死去的孙水林携带一家四口（妻子，三个孩子）千里回家，带回来的是一大拨农民工一年的血汗钱，虽然他们一家五口惨烈于车祸，但依然没有实现我所说的按月给农民工发工资的初级理想。我不是冷血，也不是不佩服他“为抢在大雪封路前给已回武汉的民工发工钱”的义举，但欠债还钱的确天经地义，只是因为一家人死在还债的途中，天道太绝，的确让人唏嘘、崇敬。
伟大的要算是他的弟弟。世上本没有“兄债弟还”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兄弟也非联手合伙做事分成，弟弟孙东林在这件事上体现了他做人的尊严与伟大，因为他不仅替哥哥归还了那带回来的其实并不够还的26万，还垫付的其余的欠账，他“来不及处理哥哥的身后事，赶在腊月二十九返乡，将33、6万元工钱一分不少地送到60余位农民工的手中”，这才算是义举！才算是感动中国！
所以客观说来，哥哥孙水林归家发还（不能用“发放”，“发放”工资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足月”）他一年来拖欠的农民工的工资，本身不能算是义举，只是还债而已。如果以为在欠债不还或欠债慢还的社会大背景下，哥哥孙水林能算是“难能可贵”，只能说他的“义举”折射的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这“义举”的成本实在是太低。
尊重死者是美德，我们不便多说。但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我们还是以为，无论是谁，都应该将他们的工钱足月发放，不要以“年”为单位。幸好中国人还迷信那个旧历年，如果没有，或者有些人就是不信这个“计算单位”，干脆不还，干脆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和“二包”“三包”一起享受新年的快乐，我看谁也奈何他不得。
“哥哥离世后，账单多已不在，我也不知道该给每个民工发多少钱。我们让民工们凭着良心领工钱，大家说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这是弟弟孙东林的义举，也是农民工的义举，等把哥哥拖欠的全部工钱发完，弟弟没有发现有人趁火打劫多领或冒领的工资！包工头有良知，农民工兄弟也有良知！农民工的良知在“账单多已不在”的前提下表现得一点也不差！他们比起那些巧取豪夺巧立名目浑水摸鱼的人群不啻强上百倍！
“真没想到啊，老板遭遇车祸后，工钱还能照样结回来！”这是孙水林手下的工人宋国清说过的一句话。他能拿回工钱，仿佛是个意外，这句话在动情和感恩的背后，折射出农民工多少的悲哀、善良和无奈！如果他们不是城市的边缘人，不是农民工，即使是在生产队里干活，队长死了，工钱也不会少了他们一分；如果是在城里的任何一家单位上班，即使局长厂长班长组长都死了，他们的工钱照样能可以足月足额发放，而农民工的工钱，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保障，唯一的保障就是包工头的良知……
谁，能保护祖国最底层建设者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能按劳取酬，以实现马克思先生寄予工人阶级的最低理想，让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多的农民工我们的兄弟姐妹能“有尊严”地生活和劳作？
在给“信义兄弟”颁发荣誉证书的同时，请冷静一下，为那些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