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多才多艺话苏轼
宋嘉佑元年,即公元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他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但是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终生落魄。究其原因不是才能平庸,而是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所处宋神宗时代,代表当时朝廷主要力量的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但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苏轼认识到,激进的改革或保守的修补最终都无法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治,理想的做法应该是稳健中求改革。虽然历史最终证明苏轼是对的,但是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苏轼却因政见与两派均相左而不容于人,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屡遭贬谪。第一次是45岁时因“乌台诗案”(即莫须有的罪名)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后被贬至黄州,一往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后因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于62岁时再被贬往儋州,即今天海南岛。直到65岁才遇赦北归,北归途中即不幸卒于常州。
虽身处逆境,但在苏轼的一生中,只要环境允许,他总是尽力有所作为。在外任时,他勤于政事,竭尽全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在杭州时他修建了一项重大的水利设施,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两座。晚年在荒远的海南岛,他带领黎族人民食芋饮水,一起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艰苦的生活。
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王安石主持改革时,因苏轼多次强烈提出反对意见,遂以“诗文诽谤新政”的罪名将苏轼拘捕,同时大量跟苏轼有交往的文人墨客都受到株连,就连已经去逝的苏轼的老师欧阳修及家人也未幸免。苏轼本人更是既遭牢狱之苦又受贬谪。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下昭书命苏轼代拟敕书,苏轼丝毫不以政见不同使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在敕书里公报私仇,而是实事求是,高度评价了王安石。文中有一段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事实上,给予王安石的这个评价,苏轼自己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这种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令我们后人感动。
每当人们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是的,苏轼在散文、诗歌、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散文方面,他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提起古代政论散文,没有敢忽视《六国论》,若论游记,《石钟山记》、《赤壁赋》、《后赤壁赋》均是情景兼备的美文佳作。在宋代,苏轼的诗歌与“江西诗派”的黄鲁直一起被并称为“苏黄”。他的诗风刚柔并济,既有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又表现了他乐观旷达的性格。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红爪”一直流行至今,足以说明他的理趣受到读者的普遍喜爱。苏轼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且他对词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苏轼以词写理想、写抱负,描摹壮阔的山水,使词彻底摆脱了“艳科”这一传统外衣,成为唯一可以和唐诗分庭抗礼的古代文学样式。最终才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唐诗”“宋词”的并峙的两座巨峰。苏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至今仍家喻户晓。
苏轼擅长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苏轼在绘画方面也有着颇深的造诣。他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在文学理论方面苏轼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还建立了我国古代第一个学术研究组织“蜀学”。同时,苏轼对医药、水利也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当然,“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肉”也是苏轼留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
毋庸置疑,苏轼是中华历史上难得的全才,而且是一位天才巨匠。苏轼已经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的心目中。直到今天,各行各业的人们依然争相从苏轼的身上汲取着营养。更为重要的是,苏轼的人生态度已成为后代文人敬仰的范式:进退自如,荣辱不惊。即面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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