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付一下差事，我给一家报纸写了一篇人物通讯。
说是应付，其实我仍然是用了一番心思的。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物通讯也是文章,我怎么敢、又怎么会敷衍呢？况且，报社编辑是不会跟我对着敷衍的。
通讯的主人公是我现在的顶头上司，刚从基层提拔上来做了领导。显然对做官的那些套路还不大熟悉，或者叫不大习惯，做起来总叫人看着有些别扭，有些痕迹，活像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儿跳芭蕾，咋看咋不是那个味儿。老北京有句话叫“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定是内务府”，是用来讽刺一夜暴富，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却又附庸风雅的人的。怎么用一句类似的话来形容这类刚被提拔起来的干部呢？我一时还没想好。
文章写好了。我礼节性地送给他雅正。
两天后，他果然给我打来电话，不但提出了一大堆的毛病，而且俨然是师傅教训徒弟的那种语气：某某地方，应该怎么怎么嘛，怎么能那样写呢？某某个词语不准确，某段某句的某个标点不对，应该改成分号……
聆听着他的教诲，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士别三日”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不是个写文章的圣手，莫非是才美不轻易外现吗？若真是如此，藏得可真够深的！可是往前一想又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此前在他还未被提拔的时候，曾求我修改过文章的——而且确实存在许多该修改的地方的。
说实话，要是搁在以往，这样的指手画脚我可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更不会接受。但是，这次我的心情却莫名其妙出奇地好，因为我把他的即兴发挥看成了一出戏剧表演——他越是嚷嚷的厉害，我越是感到表演的精彩。与此同时，我又想起了李宝嘉的《制台见洋人》和契诃夫的《变色龙》来，若非二君亲自经历过类似的场景，文章又怎么会写的如此逼真呢？于是，我便坦然而欣然地接受了。
赫鲁晓夫最早时候是个喂猪的，后来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田舍郎登上了天子堂。官越大权力越大，知识水平也越来越高起来：见科学家侃科学，见小说家评小说，天上地下，古代当今苏联国外，仿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有一次观画展，赫鲁晓夫把一些抽象派美术作品大大斥责一番：“这是诲淫作品，不是艺术。”并把著名画家涅伊兹维斯内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认为“一头毛驴用尾巴也能比这画得好。”涅伊兹维斯内对赫鲁晓夫反问道：“您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您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话？”这下可触怒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说：“我当矿工时确实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一个台阶上我都不懂。可现在我是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一席话说得众画家目瞠口呆。
记得贾平凹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类似的话：原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昨天晚上还和你一起喝酒，一起耍赖，一旦第二天当上了领导，坐到了主席台上，他讲的话你就得做笔记。
当然，这些都是别人的经验，此前我还没有亲历过。但是，这次是我亲身实打实地经历了，感受确实与听来的大不相同。而能有这样的收获，完全得益于我换了一种看待事物的心态。
莫非“横看成岭侧成峰”还可以这样来理解？
草完于2013年4月18日1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