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破北宋京城汴梁后，由于一时统治乏力，便立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齐皇帝，作为傀儡，统治占领区。在北宋降臣一片附和声中，秦桧则独唱孤调，力主立赵氏后人为帝。此举获罪金人，次年，在众降臣弹冠相庆，纷纷成了大齐新臣之际，秦桧身遭随着徽钦二帝被押往金国的厄运。建炎四年（1130年），经历四年羁旅生涯后，秦桧自金国逃归，随即向宋高宗献上了“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议和之策，不久被任命为宰相，主持议和。绍兴归十一年（1141年），议和最终达成，史称绍兴议和。由于绍兴议和是以“宋帝向金称臣；南宋每年给金国岁币银25万两，帛25万匹”的屈辱为条件的，期间又穿插了岳飞遇害事件，因此广受后世病诟，主持者秦桧也被指责为卖国贼。
要弄清绍兴议和的是与非，就要客观分析一下南宋有没有以战图存的本钱。
首先要回顾一下中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史。
历史上，周边的游牧民族一直与中原如影随形，冲突不断。自商朝时的鬼方、羌方开始，便与中原农耕民族冲突不断。到了周朝，严允、犬戎已闹得中原大地鸡犬不宁，双方的战事，已载入《诗经》：“靡室靡家，严允之故。不遑起居，严允之故。”到了周幽王时，强大的犬戎势力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周王朝被迫东迁，进入了春秋时期。此后便是匈奴崛起，与秦汉激烈交锋。除了汉武帝一度大败匈奴，将他们驱逐出了蒙古高原之外，中原便开始了头疼的经历。随后的主旋律便是昭君出塞“五胡闹中原”，西晋王朝龟缩到了长江以南；再往后便是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相继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
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中原农耕民族基本策略无外乎两个——抵御与和亲。由于和亲虽名为联姻，实则是进献皇室美女，终属屈辱，于是首选的自然是抵御。由于匈奴等马背民族刀马弓娴熟，铁骑来去如风，神出鬼没，优势巨大，中原的步兵自然难以抵御，于是便不惜民力，依托群山峻岭，在是险关要隘游修建了万里长城。这一招果然奏效，只要中原政权据有长城一线，游牧骑兵便被挡在了长城以外。北宋时期，由于燕云十六州被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长城沿线丧失，只得巧施神工，在宋辽边界，将河湖塘泊曲折勾连，人为将一马平川改造成了湖泊沼泽，阻挡住契丹骑兵。宋辽之间竟也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
一旦抵挡不住，中原政权便祭出第二个法宝——和亲。肇始者便是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0年，刘邦率领30万大军在白登被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侥幸脱险后，刘邦自知打不过匈奴，便采取了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冒充公主，嫁给了匈奴单于。循此路线，便有了汉代的昭君出塞，北宋与辽国之间的潺渊之盟。
由此可见，议和或者和亲，是中原政权处理与游牧民族问题的一大惯例。刘邦之所以没有受到后世的病诟，是由于汉朝是以强立国。和亲乃卧薪尝胆的权宜之际，赢得了喘息之机后，随即便是汉武帝驱逐匈奴的巨大武功。
反观宋代，立国的宗旨却是防止武人擅权，确保赵氏统治的稳固。在这一国策下，采取了“扬文抑武”、“以文驭武”、“文臣统兵”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居然出现了著名文臣范仲淹统兵与西夏作战的奇观。这种局面下，宋军虽然规模庞大，却是一只吓人的纸老虎，能吓住对手最好，吓不住就求和。令人遗憾的是：偌大一只纸老虎，却没有吓住契丹、党项、女真，乃至后来的蒙古中的任何一个。北宋一贯的国力积弱、边患不断，追到根上，就是这一基本国策造成的。最为搞笑的是，宣和三年（1121年），北宋与金国约定联合夹击辽国。北宋居然派出宦官童贯统帅20万大军攻取幽州。结果在穷途末路的区区几千辽军的反击下，20万大军一触即溃，成为笑柄。从而为金兵所蔑视，灭辽之后，便转而攻宋，随着北宋都城汴梁告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
随即建立的南宋，依然秉承了北宋立国国策，依旧是不堪一击，在金兵的进逼下，宋高宗由建康而镇江、杭州、越州、宁波、定海，一路南逃，建炎三年（1129年）更是被赶入了大海。
宋军既然不过是摆设，百姓便深深绝望，为了早日熄灭战火，不惜帮助金人。据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金将兀术率领10万大军一举攻破杭州，由于没有捕获赵构，便撤兵北还。在金陵附近的黄天荡，被宋将韩世忠围困，一时不能脱身。韩世忠虽然兵力只有八千不，却是精悍的水军，巨大的海船有兵有马，有粮草有辎重，俨然一座座水上城堡。兵马皆披全甲，可水战可陆战。海船乘风使篷，往来如飞。兀术的水军则是寻常小船，与海船争锋，屡战屡败。
为了摆脱困境，兀术便贴出告示，以重赏广求破海船之策。于是便有侨居金陵的福州王姓商人出来献计。他告诉兀术，先在船中置土，然后铺上木版，船舷开洞置桨。有风时则出江，无风则停于港内。韩世忠的海船是靠风帆行进的，没有风就不能行动；金兵的船则靠摇奖驱动，在无风的江面上急行如飞。经王商人指点，金兵便选择无风的日子，以火箭攻击宋军的海船。不能行动的海船，纷纷中箭起火，宋军烧死、坠江者不可胜计。远望江中，一片火海。金兵乘势追击，韩世忠大败，部将孙世询、严永吉力战而死。
韩世忠虽然遭到重创，但剩余海船仍然扼于江中，兀术仍然逃遁无门。于是兀术再施故计，张榜求策。于是又有大宋子民为金人献计：“眼下正值江水上涨，应于芦阳池开掘新河二十里，上接江口。船顺着新河而出，已在宋军上游。”兀术采纳此计，一夜之间开通新河，次日早晨便循新河全身而退。
如此情势，南宋除了议和，便只有灭亡。可见，秦桧力主的议和，是南宋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客观上将，绍兴议和为南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果南宋痛改国策，心存图强之志，大可借此后60年的和平时光奋发图强，收复失地，一雪前此。赵构就会成为中兴之主，秦桧也会成为名相。可惜，南宋君臣依旧苟且偷生，不思振作，依旧“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最终走上了绝路。
人们一直耿耿于怀的岳飞功亏一篑的“直捣黄龙府”光复大业，实际上也经不起推敲。如果形势果如岳飞所说的：“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山寨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