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0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广东省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在政协分组讨论时称，自己只有一套七十二平米的房子，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但这个“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的范松青会场遭同组委员质疑。有人说，他，“坏了官场潜规则”。
房产从财富象征，变成了官员的风险资产。所以，范松青成为同组委员的质疑是很正常的，正如一些人所言，他坏了官场的潜规则。那么，官场潜规则是什么呢？具体到房产来说，就是很多官员可能不像范青松那样的“穷”，很多人很富，最近中纪委不是也公开称，官员大量抛售豪宅吗？很多官员不止一套房，范青松要求“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自然就遭到了官人们的白眼。
事实上，不论官员们愿意不愿意，“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都必然将在中国实现。人大常委会已经准备对之进行立法，而广东、浙江等地已经开始“官员财产公开试点”。更重要的是，“全国房产联网”也在积极推广之中，二0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年度工作会上传出消息，经国务院同意，住建部即将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的通知》。
二0一三年，住建部将继续推进“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并开始考虑逐步扩大“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覆盖范围，最终将联网覆盖到约五百个内地地级城市。一旦“住房信息全国联网”，很多官员的真实房产将会暴露无疑。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官员因为被暴露多套房，被称为房叔、房妹的官人们很多都已经锒铛入狱了。就现如今的情形看来，以前作为“财富增殖的摇钱树”的房产，现在已经变成了拥有这棵“财富增殖的摇钱树”的官人们后半生很大的生存威胁了！
官员的财产害怕见光，因为一旦见光，就难以说清楚这些房产正当来源，见光死、见光入狱的案例，一波接着一波出来，范青松们倒是不怕，怕的是这些官员。从这些官员房产来看，很多都是占有“经济适用房”和其他“保障房”的。比如，“合肥房叔”竟然非法占有一百三十六套“安置房”。根据合肥市新站区十二名村民有关“站北社区居委会原支书方广云非法侵占一百三十六套回迁安置房”的实名举报，合肥市纪委介入调查。由此可见，最近“官场潜规则”正在悄然改变。
于是，房子，成为烫手山芋，“抛房潮”，涌现了！统计数字显示，至二0一二年十一月中旬以来，四十五个大中城市出现一股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等新动向，进入二0一二年十二月和二0一三年一月以来，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等情况继续扩大，更改物业业主情况数以百倍上升，状况空前，且部分业主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高层！
这些抛售豪宅现象，正说明不是范松青一个就破坏掉潜规则的，而是整个“官场规则”要变掉了。最新的“房姐”是山西的龚爱爱，据悉，陕西榆林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龚爱爱在北京持有二十余套房产，总价值近十亿元人民币一事，而且她有四个户口，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这些“房叔”和“房妹”、“房姐”们之所以“被露富”，与围脖、帖子与博客举报密切相关，“网络反腐”成为继“情妇反腐”又一大利器。
对于官员们抛售房现象，不少人认为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重大压力。不可否认，一方面官员抛售房产增加了供给量，另一方面一部分公职人员将财富配置转移到其他领域，会给市场带来压力。但是，这仍然没能改变中国住房紧张的现实，中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无论如何，反腐利器将成为影响中国房地产生态的一股力量，至于会产生多大的冲击波，暂时尚不能有明确的估量。“官场潜规则”变了，房地产市场生存状态可能也会随之而变。
这，是一把新生之火，至于这把火最终会将谁焚毁，还要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畸形房地产发展，正在深度绑架着中国，也在阻碍着中国的前行脚步！
既然提到了房地产对中国的深度绑架，这就不能不提到“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提到“特权”那不妨就再多扯几句吧。
谁都知道，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于是乎，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商品行为”，企业发展并不是看谁的管理水平高，谁的资金实力雄厚，最终要看的是谁拥有的权力资源最多，或者背后的靠山最硬。
“重商主义制度”兴起时期主要集中在十五至十九世纪，成为当时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政策。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成为其主义的经典国家。“重商主义制度”即：“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其各方面都由“全能”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暴利，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这就是其制度的根本目的。在此目的驱使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实践证明，这种看似庞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营企业发展极为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官商勾结、权钱腐败现象滋生并越来越严重；第三是与政府勾结的“利益集团”最终绑架了“国家经济”。
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反思“重商主义”，却意外发现在国内某些行业，尤其房地产业，无论外表形式或内在本质，都和“重商主义”存在众多天然耦合，在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重商主义”痕迹无处不在。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对房地产进行干预，实施宏观调控成为常态，尤其在商品房最重要的生产元素国有土地环节上，地方政府成为绝对垄断者；在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一家企业没有很硬的政府背景，想从事房地产开发基本上不可能。
在房地产领域，政府与民争利现象无处不在：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改变土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改变容积率，权钱交易随处可见。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