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频道看到这则新闻：一个重病在身的流浪汉，被110、120和一个救助站三家推让，最终在一个雨夜死在了救助站门外。节目讨论：这究竟是哪一家责任？三家各有说辞，难道是制度出了问题吗？节目里没有结论，我和妻子自家探讨。我说：“三家都有责任，但都不是根本责任，根本责任在社会，或者说：就是制度出了问题。”妻子观点则比较简单：“主要是120的责任，挽救生命高于一切。”妻子在医院工作，当然更了解医生救死扶伤的使命。可是我问：“如果救了这个流浪汉，医疗费用怎么办呢？”妻子说：“流浪汉不可能有钱，那当然只能医院自己出。”我再问：“医院出得起吗？那么多人没钱看病，医院这么垫下去怎么维持？医院拿什么给职工开工资？”
妻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但坚持：“生命权力至高无上，到哪里都要这么说，难道你敢说不是吗？那所有人都会反对你。”我承认妻子说得没错，生命权力至高无上，可问题是这个原则如何实现。既然道理谁都明白，那为什么还屡有这类事件发生？流浪汉病饿而死的多了，医院没钱不看病致人死亡也不算新闻，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医院不知道生命权力至高无上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但凡可能谁会见死不救？可是救完了怎么办？一切费用医院自己垫付，医院又有多少家当够这么垫的？医院赔光了怎么办？它们要是都倒闭了，还谈什么生命权力至高无上呢？生命权力至高无上没错，但没有现实措施保证，那也这不过就是一句空话！
这一连串推论，妻子已经云里雾里，可是她没有忘了提醒：“这些话只能家里说，千万不要到外面说去！人们对此群情激愤，不管什么理由，只要不救人就会受到谴责，谁会听你任何解释呢？”是啊！妻子这么一说，让我想到了理性到行为之间的过渡，人们的行为无不基于理性，但它们中间恰恰隔了情绪：理性仅仅是行为基础，行为却直接被情绪控制。情绪又是什么呢？它的根本特征，正是失之理性的心理迷惘！这使理性往往不被接受甚至受到责难。为什么现实理性高于纯粹理性？那正是因为人们言行受情绪控制，公众情绪基于社会平均理性，对发展理性往往产生排斥，更有甚者那就会群起而攻，这是理性引导者无法摆脱的悲哀，却又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大卫·休谟有一句话曾经石破天惊：“理性是，而且只能是情感的奴隶！”这让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也一直不能被世人接受，但这不正是一种现实直观吗？我理解大卫•休谟孤独如碑的感觉，也明白耶酥为什么说“先知在家乡总是不受欢迎”，这是理性引导者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正是我现在要面对的现实，不过我会现实理性地处理它。我已经出版了几本哲理散文，社会上反响都还不错，但也引来一些争议：比如我说京剧、大秧歌该进博物馆，岳父看了就说：这样写会得罪很多老年人，这不是没事找骂吗！我不想辩驳，只能告诉他两点理由：一是理性说明要是之所是，二是引导理性只能特立独行。我知道他这么说是为我好，所以宽慰他说：“我知道能说的才说，不能说的我会留在身后，适当的惹人关注，未必不是人生经营的手段。”
在流浪汉之死的问题上，我的观点用不着隐晦，所以说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可，最多也就是惹人争议，起码我认可生命权力至高无上。是的！生命权力至高无上，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才能真正地保障它，我认为这是社会的责任。要实现这种保障，个人或小集体根本没有能力，靠道德和公众谴责没用，靠制度强制也不行，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医院救治了那个流浪汉，医疗费用就必须社会负责，否则这种事还会不断地发生，道德谴责乃至法律制裁都解决不了问题。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他没有指明这种合理只是因果合理，不是现实道德规范合理，任何强制都无法改变因果必然性，那必须改变的只能是道德规范。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存在又不一定合理，这两种说法没有矛盾，问题出在前后两个合理内涵不同，前者是因果合理，后者是规范合理。我们只能改变后者，必然性只能利用不能改变，这如同对洪水必须以疏代堵，否则无法根本治理。不合理怎么会存在？存在就合理那还需要发展吗？流浪汉之死究竟是谁的责任？应该说三家都有责任，但根本责任在社会，或者说就是制度出了问题。
这种事出现了，人们都会谴责医院：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这些道理一点没错，医院怎么辩解都会苍白无力，可问题是医院这样自己还活不活？有没有人替医院着想呢？具体这个流浪汉之死，三家比较，确实是医院责任更大，毕竟那个流浪汉是病死的。如果医院让他死在病床上，不管是否真的施救了，舆论谴责都不会这么强烈，医院责任最多如此。这样说会很多人反对，这么做不是太卑鄙了吗？那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可是现行制度不这样又能怎样？难道非得要医院倒闭了才算合理？
生命权力至高无上没错，错的是没有现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大道理谁不会说，说完了没有保障却等于白说。没错！医院应该救死扶伤，医护人员也应该首先挽救生命，但用什么来保障他们呢？难道就是让他们自己往里赔钱？这等于一方面在大谈道德，另一方面却又在惩罚道德行为，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矛盾吗！真要让医院做到生命权力至高无上，那治疗费用就不能让医院自己负责，先救人再说钱可以，但救完人要有地方说钱去。让医院只找病人说钱不行，那就只能是有钱看病没钱等死，大道理说多少都没用，即使强制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流浪汉病死，医院是要付主要责任，它的责任却只在于对策不利，如果让他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就没事了，或者还可以推说治不了要转院，转来转去死在救护车里也一样没事，救与不救谁又知道呢？这说起来和扔在雨里死掉一样残酷，可是那样就不会受到这么多人谴责了。一般公众往往只看表面，眼见为实那才会引起激烈情绪，看不到也就没事了，有多少流浪汉（包括没钱看病的），其实病了就是死路一条呢？这只要想想就能明白。许多人太浮躁了，浮躁到只看得到事物表面，再多一点都不会去想，更不要说深刻到事物本质了，浮躁也就更会情绪化，那就只能激动地去喊口号了。
要想真正落实生命权力至高无上，那就必须由社会负起责任，社会是指全社会，具体职能由社会政体行使（不只是某些社会机构或组织），责任主要是经济责任，之后才是各种具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