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启蒙运动，这次运动提倡的是人的理性，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所给予人的自由太多了，那时，欧洲大陆像是刮起了一阵以人为中心的世俗风，中世纪对欧洲人的束缚太紧了，而束缚一旦解除，人的欲望便没有了顾及，从薄迦丘的《十日谈》里可以看出那时人的欲望膨胀到了一种怎样可笑的程度，太强调现世的享乐便造成了混乱。
鸦片战争过后，被压抑千年的中国也开始革命了，这革命先是从器物上，后来发现效果不尽如人意，治标不治本。于是一些仁人志士便从思想体制上动起了脑筋，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技不如人呢？他们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向往着民主和自由可以给中国带来曙光，可事实显示他们的努力没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政体不行，又想到了哲学以及文学，可中国人的骨子里并没有西方基督徒的虔诚，对原罪概念更是摸不着头绪，只感觉西方人的信教让人可笑，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不期望来世的幸福，占据中国人内心的是儒家和道家结合再混杂法家等各诸子的大一统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太多高明的思想和人生观都被中国人想出来了。中国就像是一个早熟的儿童，在很早的年龄就知晓了人生，这些思想的大混融更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力量，当有些问题想不通时，我们可以取诸百家，高兴的时候可以在孔孟身上找到经世致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好好创番事业，实现自身价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忧愁幽思或怯懦想逃避的时候，在老庄的世外桃源吟咏啸歌，还可以找出理由躲避责任，不会被世人所诟病。而想不讲人情还怕被别人嫉恨的时候，法家的严刑和存天理、灭人欲就可以为我所用了。中国的这一整套思想就如同一个变化无端的万花筒，华夏大地上的四万万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中国人很满足了，甚至可以说是幸福了，前人已经给出了各个问题的解释，我们只须变通以下就可以拿来搪塞现世了。即便是来自古印度的佛教，那么强调来世和因果轮回，可到了中国,，还是被改头换面成中国人的禅宗，中国人还真有这样的本事——万物皆为我所用。
而西方人则一直有着信仰，上帝虽说是欧洲人造出来的神，但他们信仰他，并认为人一生出来就是有罪的，而人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赎罪，用自己的身体或灵魂去向上帝换得救赎。他们领圣餐、作忏悔、聆听祷告，仿佛是自虐似的过完了整个漫长的中世纪，迎来了文艺复兴。他们拨开云雾见着了太阳，开始享受着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现世观，西方人一下子明白过来，人不是来受苦的，而是来享受的，于是各种私欲开始泛滥成灾。他们觉着这样不行了，于是有了启蒙运动，转而强调理性，这次似乎把自己拉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虽然在清朝严厉的思想控制下没了自由，可还是在消遣，消遣人生、消遣思想。有一天却发现泱泱大国失掉了尊严，竟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国人自觉丢了脸面，开始谋图救亡革新自强的事儿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走了这么多年中西合壁的路子，即使清朝灭亡，即使中华民国成立，即使国共相争，即使新中国成立，都一直在文化上因循着这条道路。从张之洞在清末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都是在不停地借鉴，在引进我们认为西方先进的东西。五四时期的弄潮儿，如胡适、鲁迅、陈独绣他们都或多或少以一种启蒙者的身份以图开启民智，同西方相比，或许五四也可以叫后启蒙时代。
一直到今天，距离五四快百年的时间，这种启蒙似乎还在继续。现在人民好象比任何时候都理智，许多人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要理智、要理智。做小孩时，我们经常会被大人指责，说我们不懂事，也就是不理智。青年时，我们会听长辈说我们年轻，没经验，黄毛小子，易冲动等等，还是没有理智。到了中年，身边更是有许多人在提醒，做事要理智，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上有老下有小，要理智啊！可是这种被我们强调再强调的理智似乎已经早变了味，成为另一种禁忌。凡事都从利害关系去考虑，更注重实用性，更关注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受到侵害，自己所拥有的会不会失去，这就是理智。真正启蒙时代的理智是抑制人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我们学来的理智却又加上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成了藏纳私欲最好的避难所了。
情感确实是需要太多的感性的，它耗费我们不多的感情资源，但情感或者说是感性却是那么的美好，给人以希望，让人迷途知返的是情感，让人倍感温暖的是情感，让人心怀感激的是情感，让人念念不舍的也是情感，让人珍视不忘的同样也是情感。不可否认，理智可以带来幸福，但是这种幸福总是隔着一层，冷冰冰的，贴不进心里去。就如同镶在画框里的山水，永远灵动不起来。
王安忆最近出本小说，叫《启蒙时代》，里面洋溢的是文革时期青年人的热烈追求和探索，思考的情态和启蒙时代的先哲们一样浓烈张扬，一种动乱中的启蒙。看到书名，就乱七八糟地想到了这些，并记录了下来，算是胡思乱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