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乡村的小孩子一直有一个特别的称谓：“放牛娃”。明代的王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都放过牛，传统中国所谓的“耕读世家”指的也正是边种田边读书之家。和村子里的同龄人一样，我的青少年时代也是在边放牛边读书的岁月中渡过的，况且我放牛的时间比别人稍长，所以在村人的眼里，我自小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牛娃了。
我生于1975年10月，在82年入社办一师一校的“小学”读书前后，我就开始了自已的放牛生涯。记得当时家里有水牛两头，一大一小。寒暑假或每星期六从学校“胜利大逃亡”后，早晨九点半左右吃过早饭，村里的少年放牛娃就赶着牛，汇集一起，沿着乡村公路，把牛赶往村里的大山或水草丰茂地。一起放牛的伙伴通常有七八人，带队的是七叔和昌发，他们俩个比我们大六七岁。他们两个要我们叫他们“总统”，七叔是“总”，昌发是“统”，合称“总统”。在“总统”的任命下，我的职务是“参谋”。幼小的我并不太清楚什么是“参谋”，只是通过国产电影里的国军“参谋”角色，隐约觉得“参谋”是个有文化、聪明和英俊的军官。“总统”先安排我们轮流看管牛后，余下的就开始到山脚砍些小树准备在荒地上建造茅草房。房子建好后，“总”和“统”就各带一队人马，拿出木枪竹刀，呐喊着玩起来打仗游戏。打仗打累了，我们便在草地上的水渠上用木棍和泥巴建“桥梁”。建好后放水来冲，谁建的“桥梁”没有损坏，谁就是胜利者。有时，“总统”也教我们读书识字，他们用一本夜校的扫盲识字课本来教。我记得课本里面有云南花灯剧“游春”，我们跟着“总”和“统”唱：“（老爹）：哪年我走过一座城，一股香味扑鼻香，好吃的东西都尝过，说与你们解解谗。（大姐）：那是什么东西呀？（老爹）：宣威火腿呀……”也有时，“总”和“统”便带着我们在草地上插上两根小树杈，上面搭上一根细长的棍子，一群放牛娃就兴致勃勃地进行跳高运动了。日落西山，我们骑着牛，排成一队回家。村口碰到大人们，他们会逗我“政委回来啦？”村民们都不叫我“参谋”，而叫我“政委”。“总统”带领我们放牛时，我们除了玩，还会整吃的。多数时候是到河里摸鱼，摸到鱼后拿到岸边用火烤了吃。一次，我在河中一巨石下摸到一冷冷的软软的东西，我就大叫：“摸到大鱼了。”河里的伙伴们都围了过来。“出来了！出来了！”我叫着。没想到仔细一看，天呀，出来一条口吐信子的水蛇，大家顿作鸟兽散。有时，我们还变着法子烤鱼。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猎人把打来的山鸡用树叶包起来后，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山鸡放到里面，盖上土，然后在上面生火。据说这样烤熟的山鸡味美无比。我们如法炮制河里摸来的小鱼，不过结果并不理想，好象很难烤熟。
1988年，我小学毕业上了初中。这时原来带我们玩的“总统”都不放牛了，而我，却成了年纪最大的放牛娃了，王明德等几个小家伙这时就成了我的铁杆跟班。再到后来，村子里养牛的人家越来越少。自然，放牛的小伙伴也就越来越少了。放牛时，我除了带着他们玩之外，更多的是读些背在帆布包里的课外书，边读边讲故事给他们听。这时的我，在村子里的人看来，是个喜欢读书的少年了。1991年，我到县城上了高中，平时是没机会放牛了。寒暑假回家，因为我喜欢读书，父母就让我依然上山放牛。弟妹们是不喜欢放牛的，因为这时基本没有可以一起交流的放牛娃了。我包里装上一两本杂志或小说，赶着牛，一个人独自上山了。1994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多年以后，好多村民经常当着我的面对父母说“福安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从小就喜欢看书的一个人呀。”在大学里，有一天收到家中来信，信中父亲说牛已经卖了。当时家里虽不富裕，不过卖牛到不是为了凑学费。我认为养牛太费人工了，所以我一直建议父母卖牛的。没了牛，我的放牛生涯就算完结了。
（2008年1月4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