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认识老乡领导是在9岁那年。
正月的一天晌午，母亲挑了担谷子去别村去碾米，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小孩。阳光暖暖地照在天井的石阶上，一点风儿也没有，大门敞开着。随着一阵狗叫声，从大门口闪进来了一个男同志。他约20多岁，苗条清瘦，瓜子脸，面色白晰，满脸堆笑，露一口整齐的白牙，穿一身整齐的卡其中山装，如女孩子般的优雅美丽。他说是来找我母亲的，当时母亲在村里管一点事，所以公社同志到我家来的也多。我一看就非常喜欢他，叫他坐下，倒茶给他，他对我也和颜悦色，问我多大了，他说话更加动听，软绵绵的，轻言细语。于是我决定留他吃中饭，并开始烧菜。由于我个子小，力气更小，打开腌肉缸后，猪肉是大块或长条的，拿了菜刀拉锯式地切，仅切下5公分见方的一小块，就这样将整块肉扔进青菜里一起煮了，就一碗菜端上桌，饭是现成的，锅里有白米饭和番薯丝饭，我盛了白米饭给他。菜的味道如何？我也不知道，只看他对我笑笑，然后吃了饭，只是那块肉没有吃掉。他走后不久，母亲回来，说她碰见公社的阎同志了，阎同志夸我是个能干的孩子，只是菜里没盐。我当时对这位阎同志的敬意油然而生，心想，没盐的菜，他也能笑着面对，平静咽下，没有对我指责，是多么的伟大，如果下次他再来，我用尽全身的力气，也要把肉切细些，并且多放一些盐，让他能吃下。
母亲告诉我：“阎同志的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贡献很大，是有功劳的人。阎同志的真名叫阎宗宝，小时候，为了好带些，浅名叫狗宝，现在是公社的半脱产干部。”
有一回，母亲从公社开会回来，对家人说：“现在国家实行晚婚晚育的新政策，公社的阎同志表现最积极，在全公社的千人大会上发了言，表示自己坚决要到30岁以后才讨老婆，并言辞激昂地说，如果那个‘病熊子’（阎同志丈人的外号）要叫他讨老婆，他就要把‘病熊子’的锅子敲了。去年，阎同志已和山脚下‘病熊子’的女儿‘开了礼帖’（订婚），正准备年冬过门。”
我对阎同志则更加尊敬，心想，他为了响应国家的政策，能把老丈人的锅子敲了，确实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此后，我见阎同志，都叫他宗宝叔。至于后来他是哪年讨老婆的，没有考证，据估计没有到30岁。
时光荏苒，我参加工作了，毕业分配到了县府办公室工作。由于我不听话的缘故，领导叫我到基层去锻炼，听说我有一个老乡在一个基层单位当领导，就叫我跟他去了，当时我非常高兴，能和我一直尊敬的领导在一起工作，一定非常快乐。那个基层单位叫“农业发展与改革促进组”，是一个局级的临时机构，组长姓胡，当时宗宝叔当副组长，相当于副局长的级别。宗宝叔也和当年一样，私下里用家乡话，对我说话和颜悦色，轻言细语。面对着宗宝叔，他依然有当年的秀气，只不过眉宇间多了几道横沟，眼睛深邃些，有让人琢磨不透的感觉。他的笑脸依然露着白牙，只不过笑声有些过分的震荡：“咳咳……咳咳……”类似于《高等数学》中的“傅利叶级数”波形振幅的减小，让人感觉有些害怕，甚至有点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我刚来到单位，宗宝叔就对我说：“我们同乡是非常有情份的，我一定会关照你，你只要跟着我就可以了，那个胡组长，我们不要理他，他姓胡，也是胡来的，讲不清楚。”有了老乡领导的关照，我在同事面前可谓趾高气扬，甚至在胡组长面前也高仰着脖子，胡组长的话也是爱理不理的。于是我就天天跟着老乡领导跑前跑后的，言听计从，这样也确实得到了好处，每个月填写下乡补贴的时候，不管我有没有下乡，宗宝叔都替我填上，按每天2元补贴，一个月下来可以多出20多元。
我和宗宝叔共同的家乡，确实是穷乡僻壤，到县城要走过千山万水，没有重大事件是不走动的，那时，公共信息传递基本靠口口相传。当时，乡人流传说阎宗宝做了大官，官名叫“三县监察”，意思就是能管三个县的大官，何时开始传播已无法考证。乡人也知道我和“三县监察”一起工作，于是，我回乡路途中，从溪口走到溪源，不时有人问我，阎宗宝是不是做了“三县监察”，“三县监察”有多大等等，我也不置是否，只是点头罢了，有时我也说一句：“监察就是钦差。”乡人若有所悟道：“就是有先斩后奏权的那个。”至此，“三县监察”流传说法，基本得到了乡人的确认。
老乡领导虽然私下里关照我，但在办公室里人多时，也还是会骂我的。宗宝叔有个特点，就是写通知或其它材料时，不分逗号和句号，所有的标点符号都是在句子后面的下方点一个小点。有一回，我替他写了一份材料，其中引用了某位领导的讲话，并使用了引号，他就在办公室人多的时候骂我：“做事件不小心，把标点符号写到上面去，其它人的符号都在下面的，你为什么把它写到上面去呢？”过了一会儿，又私下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啊！水平好坏，关键是要锻炼，像我一样，这几年主要是靠锻炼，虽然只读了五年书，写起东西来，比你们这些大学生、高中生要好得多。”我当然无言以对，只是点头罢了。
宗宝叔同村的一个亲戚，乘座农用三轮车时出了交通事故，在交通监理站处理赔偿费问题，双方吵得比较凶，就叫我去交通监理站替他的亲戚助威，说他自己会亲自打电话给站长的，我当然义不容辞地去了。当我和他的亲戚们一起回到办公室时，宗宝叔就对亲戚们说：“我刚打电话给站长，刚发了一通啰唆……”我趁宗宝叔不在时，问办公室的文书环娟，阎副组长在电话里说什么了，环娟说不知道，没看见他打电话，只看见阎副组长一个早上都在和裘乡长在聊天。我轻微地纳闷，为什么宗宝叔要和他的亲戚们说假话。
宗宝叔对人是格外礼貌的，看见所有的人都是满脸堆笑，很远就打招呼，特别是在路上碰到了同乡，他必定从高高的自行车上跳下来，然后就说：“到我家里玩，到我家吃饭。”一般的人是不敢到“三县监察”家里吃饭的，但也有例外，花子村的杜副村长和他的夫人有一回“应邀”来到宗宝叔的家里吃饭，当时宗宝叔家刚建好新房，砖墙刚好完工，门窗都未做。宗宝叔就对杜副村长说：“我老家虽在农村，可一根木头也弄不来，你看门窗料子一根也没有，真无奈啊！”杜副村长到底聪明，表态说这个包在他身上。杜副村长回家后，与各村委员商量决定：我们这里难得出了一个“三县监察”，我们要有所表示，在村林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