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三条对品德、气节的定义，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当然，品德、气节不仅仅表现在这三方面，但一个人，能做到这三条，就是一个有品德、有气节的人了。对“贫贱不能移”和“威武不能屈”，本文且撇开不表，只说这“富贵不能淫”。这是因为，当温饱不再是首要的烦恼、困惑人们的问题的时候，当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人们时不时会面临“威武”胁迫而必须作出抉择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渐行渐远的时候，对处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人们、特别是各级官员来说，“富贵不能淫”已经上升到了品德、气节的首位。事实也是，现在那些丧失品德、气节的官员，不是丧失在因为“贫贱”的“移”上，也大都不是丧失在面对“威武”的“屈”上，而主要是丧失在“富贵”以后的“淫”上。
这里要对“富贵不能淫”的“淫”做个解释。这里的“淫”不单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黄色”那种“淫”，而泛指享乐。在古人看来，所谓声色犬马都属于“淫”，沉溺于声色犬马被称为“玩物”，而“玩物”必会“丧志”。这种“淫”常同富贵连在一起，或者说随富贵而至，所以也才有“富贵思淫逸”的说法。贫贱者不太有这个“淫”的问题，他拿什么、靠什么去“淫”呀，因此也才没有“贫贱不能淫”的说法。如果某个贫贱者标榜自己“贫贱不能淫”，正如癞蛤蟆清高地宣称自己不想吃天鹅肉一样，一定会被人们笑掉大牙。
由此也可以证明，要人们保持“富贵不能淫”的操守和气节，主要是针对“富”者和“贵”者来说的。“富”是指有钱，“贵”是指有权；富而贵，贵而富，两者又常常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相对而言，“贵”后更可能“思淫”，因为中国的现实，不怕没有钱，只怕没有权，有权就有一切。“富”者未必就能“贵”，而“贵”者通常都能“富”。贵而富，就更有了“思淫”的资本和条件。
在封建专制时代，帝王是最贵的，其权力至高无上；也是最富的，富有天下。因此帝王也是最“淫”的，没有一个不是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当然其“淫”不只在这一个方面，还有山珍海味、轻歌曼舞等等侍候。一般情况下，帝王也并不以为臣下“淫”就不好。只要忠于帝王、上级这个大节好，再怎么“淫”也是小节，无伤大雅。而且一些臣下，为了避嫌，让帝王放心自己没有野心，还故意表现出“淫”来。记不得是哪个朝代了，皇帝对自己封在外地为王的叔伯、侄子很不放心，只怕他们谋反。为此，给这些王配备了监督的官员，要他们随时报告王们的举动。又到了监督官员返京报告的时节，临行时，他所监督的这个王问他：你上京后向皇上怎么报告？这个官员说：殿下爱民勤政，深得百姓爱戴，我会如实报告。这个王说，你若这样说，我就没命了。但你如果说我整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皇上就会以为我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没有任何野心，反而就不猜忌了。这个王也果然安然无恙。这在民国初年有新版本。袁世凯复辟帝制当了所谓“洪宪”皇帝后，蔡锷密谋起兵讨袁。但他当时被袁世凯严密看管在北京。蔡锷为麻痹袁所用的计谋便是“淫”，整天出入歌场妓院，在小凤仙掩护下密谋南下举起反袁大旗，当了８３天的“洪宪”皇帝就一命呜呼了。
“俱往矣”，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新时代的标志就是执政为民。对执政的官员、权力者来说，为民不仅是最高的品德，也是最大的气节。做官而“淫”，借权而“淫”，既丧失品德，也丧失气节。但我们恰恰有一些官员和权力者，与“富贵不能淫”背道而驰，做官有权后，凭借手中的权力，“淫”得昏天黑地。近些年，倒台的腐败分子，几乎都有“生活堕落”、“道德败坏”这样的鉴定和评语。成克杰是，陈良宇是，许多都记不得他们的大名了，只记得许多大贪官，同时也是大“淫棍”。他们淫乱的对象动辄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有上百个的。有几个“淫”官就是被自己冷落了或妒嫉的情人揭发出来而身败名裂的。陕西有一个曾任宝鸡市市委书记的“淫”官，升任副省级后，被他原来的六七个情人联名举报，他这才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某地一个连“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官，突然暴病而亡。追悼会上竟有几个妇女抱着孩子，说孩子是那官的骨肉，要求分割他的遗产，演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贵而淫，官而淫，权而淫，已成了现在的腐败分子不约而同的一个归宿。揭露出来的肯定还只是冰山一角。有多少还在“驴粪蛋表面光”下。贪财是腐败，贪色也是腐败。贪财通常也会贪色，贪色要靠贪财保驾护航。没有财，那色才不会轻易投其怀抱。所以念色的腐败分子都拼命贪财，以此讨色的喜欢和贪到更多的色。这已成了当前官场腐败、官员腐败的一大特点。
“富贵不能淫”，可贵，是难得的操守和气节；“权力不能淫”，也可贵，也应该成为权力者、成为官员的操守和气节。廉洁既可以被贪财所毁，也可以被贪色所毁；腐败之门既可以由贪财打开，也可以由贪色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