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开篇所谓的“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许言过其实，但综观中外历史，无论是国家的兴衰，民族的成败，还是个体生命的沉浮，无不与此有某种契合。从1948年柏林危机到两个德国的出现；从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到德国的最终统一；从三八线的划分到南北朝鲜的各自为政；以及从“蒙巴顿方案”到印度、巴基斯坦的分而治之；等等，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分合之例不胜枚举。而中国的历史更可谓一部分分合合的历史。从春秋战国的七雄并起，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从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到隋唐的四海一家；从近代王朝的衰落到当代台湾与大陆的隔海相望，无不暗含这样一个道理：分也好，合也罢，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关键。
一、老庄哲学中“自然和谐”理论及其政治学说
老子被后人尊为道教之祖，其人如人中之龙不可透悟而神秘莫测，庄子更是超凡脱俗、与道同化，独与天地往来而遨游于自然。老子认为，大自然本身是和谐的、有序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道”的存在。“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支配自然与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总规律，是宇宙间最理想、最完善的存在模式。“道”就是顺乎自然，自然存在，无所依仗，无所持有，老子称之为“玄德”，即没有人为的天然状态。在老子看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本来是和谐有序的，但人类受各种贪欲的驱使而破坏了这种和谐和秩序。世间之所以会有杀伐和征战，在于各国当政者违反了“大道”，“以兵强于天下”[1]，一味追逐各国私利，这才是造成天下无序、混乱、冲突和战争不断的根本原因。
庄子和老子并称“老庄”，司马迁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见庄子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过庄子论“道”，归根结底是为了阐述他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和齐万物、等生死的精神追求。正如林语堂所述：“老子微笑待人，庄子狂笑处世；老子教人，庄子嘲人；……老子像那顺应自然的卢梭，庄子却似精明狡猾的伏尔泰。”[2]。在庄子看来，所谓合乎“道”，就是顺应自然，不拘泥于私我，不执著于物论，“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从而化解一系列的人生烦恼。他指出，要达到“自然”的境界，必须“无我”、“无为”，摒除一切人为的智谋、盟约、德行和工巧，这样才能和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境界。“无为”是贯穿庄子哲学的基本原则。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无为而治”，但这种“无为”其实包含着“有所为”，即在无为中追求一种和谐、自然的国际秩序，在无序中达到一种有序。他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反对滥用武力，反对国家间的争霸和兼并战争，认为残害生灵是一种违反自然之道的行为，必然会丧失民心、失去天下。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老子说“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于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3]。也就是说，大国对小国谦下，就能取得小国信任；小国对大国谦下，就能被大国信任。大国不过要求领导小国，小国不过要求侍奉大国，两方面都满足了各自的愿望，国家之间也就能够各得其所，和平共处。正所谓“甘其食，美其俗，安其居，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老子关于和谐社会的设想强调了“和”这一天地自然的“大本大宗”――“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谐和的，是人乐，与自然谐和的，是天乐，所以庄子说“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5]。“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6]可见只要顺其自然本性，就能做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7]，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是无条件地与自然融合为一体，是“至人”。
老子认为国与国之间不应该发生战争，人们应该远离兵器，远离军队和杀戮。其和平理想不是反对文明与技术的进步，而是反对把文明和技术的成果用于战争上。所以提倡“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8]老子反对虚伪的道德礼法，认为仁义道德属于有为的范畴，是政治混乱道德崩溃的产物，它的存在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也是不合理的。对于大邦小邦国家间关系的理论，老子表达的是一种国家间应当和睦相处的和平主义观念。要做到大国小国完全平等是不现实的，但只要大国对小国不存在利益的贪欲和大国之间没有争霸的扩张，和平共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小国寡民的封闭状态也表达了一种互不干涉的外交策略。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体现了他的道的特点：无为，自然，宁静，和平。老子的理想表面上是无为，其实质上却是大有、大为，正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大象无形”，“大因稀声”，他追求的是一种道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二、当代国际关系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进入后冷战时期，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国际关系中的竞争焦点发生了转移。国家关系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伙伴关系”，这种关系非敌非友，可以在利益一致的许多方面寻求合作，既远离结盟，也排除敌对，可以长期和平共处。世界形势总体趋于缓和，但局部地区仍然紧张。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单边主义，成为世界不安宁的一个重要根源。
而且随着地区力量的兴起，欧洲在战后进入重振与发展阶段，日本从经济大国逐步走向政治大国，第三世界新兴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第三世界地域广阔，经济落后，战后虽然政治上取得独立，但新老殖民主义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采用政治、经济手段，甚至动用武力进行干预，造成一些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断出现“热点”问题，且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如印、巴独立和克什米尔问题，巴勒斯坦问题，苏伊士运河事件，和四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而且恐怖主义也给当代国际社会带来一些危害和挑战，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和正常的国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