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江西省委下发文件，要求全省进一步发扬“党内互称同志”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就有过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叫官衔”。党内互称同志，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党内生活的基本规则。党内互称同志，有利于培养党内的平等和民主观念，有利于强化党员之间的平等关系。
但是，曾几何时，“党内互称同志”这一优良传统和基本规则似乎被一种潜规则代替了，即如果不称对方官衔，好像就是不礼貌不尊敬。称对方同志，上级对下级当然可以做到，平级之间也可以，但下级对上级就不太容易了。
互称同志，党内原本就有的风气后来如何式微了呢？下级称上级，本应称同志时称了官衔，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谙于人情事故，认为称官衔比称“同志”更显出对领导尊敬，领导会更高兴；二是封建等级观念残留，觉得叫领导“同志”有些不规矩，对党内民主和平等的观念感觉消受不起；三是觉得别人叫了官衔自己就不好称“同志”了，领导会有偏见，要识时务。
其实，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主动权掌握在上级。要改变，靠上级，除非上级喜欢下级称官衔，不喜欢称职务。所以中共江西省委这个文件里有一项颇具含金量的规定：“全省各级党员两道干部要引导和鼓励别人称自己为同志。”如果上级在下级该称同志时称了官衔主动指出来，纠正、甚至予以批评，坚持下去，党内互称同志的优良传统发扬起来就容易了，党内民主和平等的风气也就更好树立起来了。
由此说开去，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开启的清明政风大背景下，江西省委这个文件其实是把矛头针对了“中国特色”的“官文化”。“官文化”，与现代民主、平等、人权等理念格格不入。“官文化”背景下，不但组织内部要称头衔，这种潜规则及所代表的意识，还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官职本是在公务活动中的一种职务符号，按理只有在公务活动中才发挥作用和具有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符号的作用和影响却僭越进了社会生活。比如，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小公务员在公园休闲时碰到某上级领导，不称呼其职务，而直呼其名或同志，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社会的潜规则、集体的潜意识就是，一个人一旦有了公职身份，那么他（她）在一切社会生活乃至私人事务中也有公职身份和影响力；于公职人员而言，他（她）某种意义上也被“官文化”褫夺了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自由。虽然公职人员也是老百姓的一员。
如果我们再参照西方“民本位”文化理念的情境，则更清楚了。在西方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务时间以外被以职务相称，非但不会感到受尊敬，反而会不高兴，这与国人的“官文化”大相径庭。因为他们认为，官职只严格在公务活动中才能称呼，这代表的是与职务相关的责任、义务和权力，而一旦在公务活动以外的场合，这些要素均不存在。在公务场合以外被称官职，他们是十分顾忌的，比如，会认为对方是否认为自己把权力和影响力滥用到公务活动以外的场合；在非公务活动的闲暇时间，还被以对应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的职务相称，“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休息”？在西方，侵犯私人的自由空间是很敏感的事情！
由此看来，江西省委下发的这个文件，意义还不止于在体制内部弘扬民主和平等的意识，更有一种崇尚新风，与时俱进的姿态，与世界接轨，代表了先进文化。
在当前由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做法具有很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