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柜子时，找到了我2000年的日记本，一篇一篇看完，大多写的是一时心情感言或是对当时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细读，自己当时的很多想法、见解稚嫩的有些可笑，但肯定是我最真实的心路记录。虽然可笑，我且当做成熟的过程欣然接受，并不由佩服起自己，庆幸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不然一闪之念就可能灰飞烟灭。
翻开日记的首页，我是这样写的：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情，有时真的很难。就如写日记，坚持下去，年复一年，能把这件小而细的事情做好，毅力最重要。我缺乏地正是这种毅力。在这里我要记录一个真实的自我，也许内容会空洞，语言会苍白，但记录下来的所有岁月将陪伴我度过一年又一年，当我老了，坐在暖暖午后的阳光中，读着日记，青春的我会活灵活现在眼前，啊！这是一件想想都很美的情景。
我做事总是虎头蛇尾，每次开始闹腾地很隆重，渐渐地便悄无声息，了无痕迹。看天边飘过的云，前端是那样实实在在，厚重一团，越往后看越稀薄，终至不见踪影。青春期，因为无人言说的心事，苦恼，开始记日记。翻看几年前的日记，往昔的点点滴滴历历显现在眼前，欢笑、泪水、忧伤如影像，把零乱的记忆整理的脉络清晰，更丰富，更真实。可惜，这样的快乐很快随着纸张的空白离我远去了。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写日记的习惯也被各种纷纷挠挠的琐事替代，从2001年到2006年，这七年的时光我的思想成了一片空白。后悔已无可挽救懒惰带来的永久损失。
读一本旧杂志，看到一篇名为《怪才》的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在上世纪40年代，重庆有个“二流堂”，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圈子，成员均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里面有一个怪才：盛家伦，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名字。
怪才怪在什么地方，怪就怪在他学识渊博，能说能唱，但几乎从不著述。他的所有高论都是通过别的名流笔保存下来。吴祖光说：“盛家伦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过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的那个大房间时，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然而还有书商隔三差五地给他送书来，他外出归来，也是捧着书或挟着书的，无论在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总会看见他在看书，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写作，他没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吴祖光猜测：“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的壮年因病逝世，给人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那些曾深深折服名流们的言论只能通过各自的理解来记录和描述这个怪才，但是记录下来的也只能是怪才之怪，怪才之才，只能记录表象而非实质。
盛家伦是电影《夜半歌声》插曲的主唱，他教给新凤霞发声技巧和音乐理论，他在上世纪30年代曾以英文版和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指导过陈荒煤、金山等革命青年。而这样一个怪才却因无任何著述渐渐人们遗忘在历史的长河里。
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公众场合口若悬河地演讲，他们的言论、思想、学识、见解让大家佩服、赞叹，但是他们却很少动笔。文字是文化得以流传最直接的方式，多少人凭着勤奋，将自己并不高明的看法、感受记录下来，并代代相传，而这些脱口的惊人之语，却在说过的第二天就被忘记了，人们向来喜新厌旧，很快新的言论马上遮盖了昨日的高论。
怪才的形象因无可考究变的扑朔迷离，后人只能凭想象来评说怪才。我不是怪才，也无才，我只能把今天想说的话朴实完整地记录下来，给未来的自己留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