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我们一行3人风尘朴朴来到珠三角某个客户这里进行提案访谈。结果在临打开文件的时候，我的电脑坏了，里面修改后的文件拿不出来，在没有办法之下唯有用另一台电脑来演说。虽然文件某些地方还没有经过修改和更新，但凭着我的记忆和想象，大致上还是把设计稿现场演说出来了。完了之后，客户也就循例地问了一下，确定是否就是这个文件就是最终的文件，以便签约付款。
“真是不好意思，之前我们都已经做好了，但由于电脑出了点问题，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文件不是最新的，回去之后马上把新的传过来给你们。”我表示歉意地说。
结果客户略有惊讶地说：“原则上签约是没有问题的，但文件不是最终的正稿，现在暂时还不能签，那就等你们回去后发过来再签吧”……
就这样，本来看上去可以马上定下来的方案结果给我一说，客户犹豫了。在回来的路上，同事的问道：“你怎么不权宜一下啊，你就说那个文件是最新的就可以了啊，他们只会听你说的，都不大懂的，你回去之后再找个理由把新的文件发过去就可以了。”
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呢，假如你瞒着他们，不说到时候给人发现的尴尬，让人觉得你公司的诚信度有问题。就算是给你过关了，我也不愿背这个不诚实，没有原则的黑锅。”
不过说是容易的，也比较好听，但也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过了4、5天后，另外几个同事再去谈下个项目的时候，才把之前的这个项目结了。在这段时间里，你说一点压力都没有的话是假的。但我想，不管是为个人、还是为公司，我是问心无愧的，我有我的原则与立场，你过得了自己才能够过得了别人。为了眼前的利益（不管利益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与立场，不顾自己的尊严，那我是不愿意这样去做的。
当然，我没有和我的同事讲这么多的“大道理”，只是简单地说说而已，不然的话，我有可能被他们看作食古不化之人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普遍缺乏诚信与立场的坚持，在利益的面前往往什么都不太重要了。小至个人，大到公司，甚至民族与国家。虽然说公司与企业的概念都是舶来品，但中国从古就开始传扬的一些经商之道与美德还是有的，什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等。不过这些美德往往流于形式，在很多时候都给权宜和变通走了，而没有在原则上进行坚持。
这不由得想起梁任公先生的那个故事，说在清末民初租界内的时候，一个英国人要赶着去坐火车，他找了一量黄包车，谈好了价钱就赶着去了。到了车站后，英国人掏出了一个整钱，但车夫看出来英国人是赶时间坐火车，就以没有零钱为借口不找给他，就这样两个人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很多人就围起来了，两人就找围观的人说理找公道。明白事情经过之后，围观的一个人对英国人说：“既然你都这赶时间了，又何必为了坚持要几个便士而舍弃价值十英镑的车票呢，太划不来了。”
英国人说到：“不！车夫拉车要找我零钱，这是我应该得到的，他不给我，就侵犯了我的尊严，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虽然我由于这件事情错过了这躺火车，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的权利，与他人无关。”
结果现场的中国人都笑这个英国人怎么这样的笨，一点都不懂得变通与权宜。说完后，任公不由得万分的感慨……中国小到黎民百姓，大到国家和政府，都充斥着为了眼前的厉害与利益关系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尊严。你作为一人都没有尊严了，又叫别人怎么样来尊重你呢。反正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只要外国人不要求得太过分，就给点他们吧，还美其名曰两害相衡取其轻。
现在我们不是有很多的企业一直强调着“要做事，首先要学会做人”吗，那么任公在当时候的政治主张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原则始终未变。他重感情，轻名利，严于律己，坦诚待人。无论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都能营造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在风云际会和星光灿烂的中国近代人才群体中，特别是在重量级历史人物中，能在做人方面与梁启超相提并论的不多。虽然任公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其伟大的人格魅力与在动荡岁月里面常怀的家国之忧，还时刻地影响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