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这座城市买了面积不大的一套居室，安了家，我才从心底里感觉自己是个城市人了。搬进新居后，每天，我都心情愉快地步行穿过一个街心花园，然后去挤公交车，上班或者下班回家。
雨后的一个早晨，天气晴好。我出门得比往常早。穿过街心花园时，我看见一群人围成堆儿，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我很好奇地走过去，听见他们在说，老赵平时好端端的，没病没灾，怎么突然就死了？
一个说，高兴死的呗！老赵昨天接到儿子的越洋电话，说是已经办妥了在美国定居的绿卡。老赵很是得意，邀了几个人喝酒庆贺，谁知喝球死了。
另一个说，我就住在老赵家上头哩，老赵住二楼，我住四楼。半夜里我听见下面有动静，好像是敲门的声音。不过门没开。今儿天刚亮我就下楼去叫老赵遛鸟，没承想他却倒卧在门口，身体都硬了。
又有一个接着说，听医生讲，老赵是酒后引起的脑出血，如果抢救得及时，至少命能够保住哩。唉，可惜了！
说话的大多是常在街心花园里遛鸟打拳的老人们。大家七嘴八舌，凑说着老赵死亡的全过程。老赵是谁，我并不知道，可能见过也可能没见过，但是作为一个旁听者，我还是大致听明白了：酒友们散去后，独居在楼房里的老赵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说不出话来，手脚不听使唤了，头嗡嗡嗡地痛——医书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于是老赵挣扎着去敲对门。对门一家刚搬来不久，或许不认识老赵，所以没有开门——深更半夜的，谁敢给陌生人开门呢？老赵想着再去敲别人家的门，可是刚转过身，身体就不听使唤地倒下了。于是老赵只有等死。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整天里，我都在想这件事，觉得压根儿就不应该发生。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听。我前面说过，在这幢楼里，我们是新住户，我和妻子都早出晚归的，还没有见过其他的住户们长什么样子呢。所以妻子听完后说：“哪天有空了，咱们到人家屋里坐坐吧。”
我说：“是该到人家屋里坐坐。或者，请人家到咱家坐坐，你好好弄几个菜。”
妻子说：“行。对门的，还有楼上楼下的，一个都不要少。”
我说：“那就说定了。”
妻子说：“行。你看着定个日子吧。”
商量妥了，我和妻子便将这个想法记在了心里，只待付诸实施。那些日子里，工作确实也特忙，单位里罗罗嗦嗦一大摊事，催命一样地赶着我们这些小职员们没日没夜地干，没个完的时候。请邻居们来家坐坐的计划就只能暂时搁置着。
没等我请人家，人家却不请自来了。某夜，妻子在单位值班，我在家焦头烂额地写材料，有人急促地敲门。一个满头冷汗涔涔的年轻人。我并不认识，刚要问你找谁，他先自报来历，说是我的对门，叫某某。我连忙热情地请他进屋，客气地让座。他不坐，说心病犯了，憋得难受，不巧家里常备的药吃完了还没来得及买，所以冒昧打搅我。“你家有鬃祝ㄋ盗艘┟┞穑俊?
他的脸色确实不大好。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你先坐会儿，我这就帮你去买。”
“不好意思，那……麻烦你了。”
“别客气。咱是对门哩，应该的。”
我转身跑下楼去买药。夜已深，小区的几个诊所都已歇业。我顾不得许多了，接连敲开了那几个诊所，却都没有我要买的药。还好，在最后一个诊所的老医生指点下，我在另一条街的一家昼夜营业的药店里买到了那种药。
而当气喘吁吁地奔回家，打开房门，我立马傻了眼——聪明的，你一定猜出是怎么回事了！
接下来，在等待警察到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不甘心地敲开对门。对门的男主人看上去跟我一般年纪。他睡眼惺松，不耐烦地问：
“你找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