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非典来袭，官员和百姓都绷紧了神经。卫生部天天发布疫情通报，各车站仔细登记往来人员，返乡农民被隔离7日严密监视。人民被政府强行关怀，享受着幸福之光的普照和温暖。
按有关命令，全国一级一级都设立防非小组，在社会的底层，我有幸成为小组长之一，担负起一个村庄的防非大任，带领由村干部、村教师和村医生几个大兵组成的防非部队，夜以继日地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战。
开始的时候，我们与抽象的敌人作战，后来稀里糊涂与返乡的农民作战，把他们当作了敌人。对待敌人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关押起来，关在他们各自家中一个角落的房间里，名曰“隔离”，由家人供给吃的和用的，钥匙由我们统一拿着，每天早晚各检查一次体温，提防他们中突然冒出一个真正的非典来。
不仅如此，我们还按照上面的要求，在要紧的路口，用棍子和花油布搭建一个帐篷，上挂一条横幅曰：某某防非指挥部。我把作战人员一分为二，一股到村庄对付关押的返乡人，一股坚守指挥部盘查过往的可疑人，一旦行人肩负行礼行色匆匆，经审问果真是返乡的人等，马上列入关押之列，决不犹豫，毫不手软。
“返乡”和“非典”相提并论，被时人躲避和痛恨，可怜返乡的人即便是七天之后无非典征兆解除了隔离，他在乡村中间也是小心走路谨慎做人，以避免伸出的手没人敢握、递上的烟没人敢接——那样一种尴尬局面。
一日，手机响了，老婆和孩子说家门口来了一辆白色的救护车，一大群白衣服的人围着车忙碌，说是我们这地方发现疑似病人了，老婆担心病人就在车上，离我们家门口太近，叫我赶紧回去。我在村卫生室用84消毒液喷一下衣服，骑上摩托就回家了，准确说，是回到了镇政府，我的家其实就是我的办公室，在底层工作的，都是这样将房间用作办公兼居住。在镇门口，有人告诉我某个村有夫妻俩在外打工，男的发烧了，不敢声张，夫妻偷偷坐火车回来，回来男的就死了，上面怀疑是那病，追查下来，要到村庄去查那女子，看是否得病。进了镇院子，果然看见有车停着，那些白色的人已经上了车，车子就要发动，几个镇干部也要上车，被人礼貌地拦在车门外，因为镇干部没穿防护服，不能上车。镇干部找到镇长，问是不是不让去了，镇长说，想得美，我们不领着，他们知道上哪儿去？咱们穷，没有防护服，没有也得去，我也跟你们去哩，也不穿防护服，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同志们咱不怕死了，往前冲啊！大家这才明白，同是公务员，也分个三六九等。
场面这样的动人，我决定不进家门了，在楼下跟老婆孩子打个招呼，说不要紧的，用家里的84朝那车子喷喷毒吧，权当那上面的人不是玩意儿。就发动摩托，返回了自己所在的阵地。
一路上，我心怀温馨也心怀厌恶。想想吧，我们每天在战斗，每天和返乡的危险人物接触，或许身上就沾满了疑似病菌，但我们没有成为英雄，反而有机会成为某些人避嫌的对象。
战斗中我们与家人相互牵挂，相互鼓励，一心一意与敌人作战，为了家人的安全，在外面忙碌一天，回家前首先要给自己消毒，然后才放心与家人团聚。我们没有被同志和家人嫌恶，也许底层我们这类人觉悟低下，也许我们都觉得命不值钱，好家伙，我们像往常一样生活，握手、拥抱甚至互换衣物，在一些人看来，这样不严肃的态度简直把非典当作儿戏。
战斗中我们也被上面那些官儿们嫌恶着，我亲眼见到的多啦，那些道貌岸然声称与人民战斗在一起的大员，每次来检查防非总是把自己用头罩、口罩、手套和防护服包裹得严严实实，随行的官员也都学那样儿，白头白嘴白手白衣，白斩斩的一溜人好像出殡的队伍，官儿们高度警惕，免得我们呼吸过的空气进入了他的鼻孔，我们抚摸过的灰尘污染了他的皮肤，甚至他发布指示的时候也不取下口罩，说话呜呜浓浓的，说他恶心人，一点也不过分！
又一日，上面又来个领导，一群白衣人前呼后拥，到了我负责的村庄。看见这领导，我想笑，这位大人在报纸上有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他平时训人的时候很严肃的，但某年某月某日在抗旱现场看着枯死的秧苗却咧嘴傻笑，好像那枯苗很有玩儿似的，报纸上登了这照片，大家都不明白他笑什么，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这次来检查防非，只看到他的眼睛，看不见他的嘴了，不知道他的嘴脸是不是还对什么事物感到有趣呢。检查完了指示完了我们送他走的时候，村长按通常的礼节伸出手来告别，那领导带着白手套，本可以防疫的，但也不情愿递过指头来握一下，哼都不哼一声上车走了，村长气得骂娘。大家呵呵笑，村长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滚爬在非典嫌疑人堆里，你就是非典嫌疑人你信不信！
战斗每天按部就班进行，按上面发下来的返乡人名单，我们逐一关押或者说逐一隔离，不敢漏掉一个，这些人返乡途中在车站都被留下了联系电话，上头每天都要按电话抽查的，看是不是关押或者说隔离到位，打电话如果有人应声并回答已被隔离，则平安无事，皆大欢喜；如果有逞能的或别有用心的说一句什么不妙的话，底下的干部就遭殃了，辩解不清就等着受处理吧。全县已处理十几个人了，大都因不经意的小事情。
一日晨，手机又响了，书记要我速回，说开党委会。我骑车回去，在党委会议室坐着书记镇长人大主任还有上面来的一个年轻的官儿，一般来说，能参加有大官参加的党委会，都会感到荣幸，但我看见在座的个个面目严肃，好像要审判什么人似的，看看左右，没有别的无关的人，我明白被审判的是我无疑，但是，我没有惊慌，我没什么可被审判的啊！
“你叫某某某吗？”年轻的官儿问我，他是上面来的，没戴口罩。我说我叫某某某。他问你负责某村吗，我说我负责某村。他问有一个从某地回来的某某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那某某，是个女的，正在隔离呢。
年轻人在本子上记录着，记完了，又问：“她母亲骂人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真不知道吗，我说真不知道。我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她母亲我也不认识，骂没骂谁是她自己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我的回答让那那年轻人不满意，他拿捏姿态故作高深一本正经，眼睛盯住我不放，我知道来者不善，他葫芦里卖不出什么好药物，但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也盯住他不放。见我这样，书记镇长人大主任官官相护连忙帮助上面来的官儿，一齐用眼盯过来，我知道那意思是在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