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我们已记住了这样一些人，张茵、穆麒茹、张振川，也记住了他们的声音，“应该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钉子户’推动房价上涨”，“中华文化标志城一定要建”，以及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议论一片，赞之非之，和而不同，这是社会包容宽松的体现，这一道理不用再度着墨。我在想，超出简单的意见驳斥层面，能不能思考一下，现代社会，代表委员应当如何履职，他们怎样表达利益诉求，需不需要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
代表委员不是一种个人身份，而是一种社会身份，这种身份凝结着界别、群体或地区反映利益的要求，所以他们自当有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不是以“我”为指称，而是以“我们”为指称。从代表委员的发言里，公众当看到这一个群体的表达权被托付给一个特定的人，而不是一个人在陈述自己的问题，并要求自己的问题在全国两会上得到解决。
穆麒茹委员说“钉子户”导致房价上涨，其实我们难于分辨他究竟是在为自己说话还是为代表的群体说话。或许他一个人的心里确实这么想，但他代表谁，哪些人有这样不得不吐的心声，我们并不知道。一个委员的发言，让人难以分别意见发出者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这样一种疑惑本身就让人疑惑。
表达诉求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但提出议案、提案，行使表决权力时，需要慎重公正。“两会”是各种利益寻求表达的空间，差异和博弈不可回避。代表委员作为相对而言的精英群体，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和团体成员比例高，这就需要代表委员理性自觉，有基本的社会担当。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说话没错，但也不能不顾他方利益。把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放在一个受制约的、与其他利益相互依存的层面去考虑，发声建言当有力量，也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与尊重。
“中华文化标志城”，据说投资少说也要300亿元。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两会上说，要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把标志城国家纪念功能建筑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一座山东的城池就能代表中华文化吗？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完成了？
中国人往往热衷于从典籍、庙堂和各种建筑物中去寻找所谓文化，而往往对市井百姓的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文化视而不见。后者才是活生生的文化的灵魂与源泉，而前者哪怕耗资无数，仍然是死的文化。不客气地说，国人在死的、物质的文化酱缸里浸泡得太久了，所以满眼、满身都是那些发了的霉酱缸文化，对现实生活中活的文化毫无知觉。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我们的文化越来越成为“目中无人”的文化！
如果我们发动全国和全球华人的力量，把这300亿元作为“贫困大学生助学基金”，仅以其平均每年10%的资本收益，作为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经费，平均每人每年1万元，就可以解决30万人的就学乃至衣食无忧问题。毕业后这些人前4年平均每人年收入2万元计，4年后更高，这些人将为社会创造多大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及需的文化工程，但我们不需要“败家子”的文化工程。
以宋祖英为代表的政协委员提议从小学开设繁体字教育在社会上反应激烈，以期传承千年文化，不能不说是“良苦”用心。
国家从1956年颁布《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算起，已经过去52年。几代人从识字起，就学习和书写简体汉字，部分知识人群出于需要，或能懂或精通繁体字。但举目四望，国内除了香港和台湾，电视、报刊、网络统统都使用简体字，再过若干年，国人对简体字的认同感和亲切感都将根深蒂固。如果改正成繁体字，社会是前进还是在倒退呢？
改造汉字本身是为了减少学习繁体字的麻烦，同时也为了普及文化知识，扫除文盲。小学生重习繁体字，我认为并不会多得到什么文化熏陶，反而加重负担。小学生群体不是传统文化的箩筐，凡事能学的、要保留的，都丢进去。启蒙教育当注重基础性和稳定性，不要一会唱京剧，一会繁体字。传承中华文明是件大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潮不断，文化界学界当率先反思，何苦要让孩子们做先锋？
仅以数千繁体汉字，是无法承受5000年中华文明传承之重。就如曾经文言文改作大白话一样，文化的传递终将伴随时代的脚步与国家的命运、学人的呐喊与民众的回声，它还伴随着改革与争论，漩涡与回流。文化的传递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文字语言，也有器物风骨。回想近年来的“国学热”，真正做出成绩的又有几个？
学习繁体字只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提案中建议“将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我说这倒大可不必，设置成一选修课即可。如此，既体现了对繁体字的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不至于增加小学生负担，岂不一举多得。
如当真为文明计，为文化计，咱们就先抛开这些表面功夫，做点扎实的课题研究，保护濒临灭绝的民间文化生态，培养一批有文化根基又不失批判精神的学子。如此，文明才有希望继承和发扬，而文化才会避免仅仅成为作业本上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