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

最近在读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感觉交流之于学问尤为重要，而交流中追问真理是最重要的。古希腊人对于真理只能以执著二字表之。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成为妇孺皆知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以说是人理性反思的结果，是人摆脱本能状态走向智慧和独立的一种姿态。
在柏拉图的笔下，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为了辩明真理，而不惜装疯卖傻。苏格拉底在谈话中淋漓尽致地使用了一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谈话艺术。
首先，他自己装作无知，来向别人请教，往往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被问者自然以为真理尽在囊中，便轻率解答。但是，最简单的事物中，往往蕴藏谬论。常理是通常被看做有道理的，但非真理本身。其次，苏格拉底善于运用逻辑推理来探讨话题，从对方错误的立论出发，通过列举反面事例，让对方哑口无言，只好同意他的最后结论。可谓循循善诱，于无形之中战胜对手，明辩了事理。再次，苏氏善于假想一个大智若愚的形象，假借他人口吻来叙述。从叙述学角度，在当时故事的叙述上是一大独创。最后，苏氏在谈话中已经说出来和亚里士多德差不多的话语了，不迷信当时的大师们流行的观点，并在最后不惜用生命来为真理殉道。可以说他用一生给后人诠释了怎样才是“哲学家”。在希腊文中，“哲学家”就是热爱智慧的人。
尽管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观点与柏拉图有很多不同之处。他同样秉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真理的追求，并也不畏大师，只唯真理。

这种做法在中国是大为不敬的行为。中国人讲究师道尊严，要想求得学问，先必须要亲近老师，而要亲近老师是必须要克制自己的看法的。因此，中国的学术中必然也少了对学问的创新精神，惟有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者，提出异端思想者，或许才是真正的爱真理胜于爱老师的人。虽然，异端思想在中西社会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至少古希腊三大哲人秉承了一种鲜明的传统，而孔子则更愿意坚持“述而不作”只作有限范围的创新。

现代人做学问，太过于依赖于书本了。苏格拉底认为，思想一旦成为书籍中的印刷物，思想就无法为自己明辩，往往容易遭受误解与诋毁。另外，过分依赖于印刷与书写，使得人们记忆力下降。其实，他更可能说是人们的思想在堕落，形成一种惰性。所以，人一旦面对书籍便极为容易放弃自己对真理的思考，而极力想从书本中前人的论述中找到真理的阐述。而每个人的阅读悟性又是差别很大，所以往往以讹传讹。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对于经传的一次又一次阐释过程中屡见不鲜。其实，老子在《道德经》中谈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问题时，接下来就提出了语言是无法真正穷尽思想的。同样的，美国的超验主义者，爱默生也反对对书籍学习的依赖，而主张到生活到自然中去体验真理，感悟真理。这是人类对书籍依赖的危险。同样的过分依赖于老师，也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