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历来为革命者所追求，说起来这嘴长在你身上，也没有人捂着，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都在你自己，有什么不自由的。但自古以来，这张长在你身上的嘴，却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说的。不能泼妇骂街，不能造谣中伤，不能信口雌黄，不能搬弄是非。这是小的，大的就是不能诋毁君王，不能谤讪朝政，不能妄谈国事。话多了，小的伤了和气，大的可能引来牢狱之灾，乃至杀身之祸。所以古人警告“言多必失”，旧时茶坊酒肆之类的公共场所，一般都有“莫谈国事”的警示，以免“祸从口出”。虽说并未明令禁止“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并没有“言论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也有其相对性，任由一个人胡说八道，不加限制。一个人的言论到是自由了，但却伤害了别人。所以有学者提出，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如果把这两种自由套用到言论上。积极的“言论自由”就是“说不”；消极的“言论自由”就是“不说”。对自己认为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事情，直言不讳、畅所欲言的“说不”，这就是言论上的积极自由。当遇到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道的言行，迫于周围环境或者各方面的压力，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说了也白说，甚至会因言获祸，以至于殃及妻子儿女。于是就三缄其口——“不说”，“不说”就是言论上的消极自由，因为人保持沉默的自由总归还是有的。消极自由有时比积极自由更难得、更可贵，所以古人教诲“雄辩为银，沉默为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
联合国应该是一个最讲“言论自由”的地方，但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消极自由，即“不说”。比如美国要对伊拉克动武，对此“说不”的国家很少，“不说”的国家是多数。这从联合国投票的结果中很容易看出，“说不”就是投反对票，“不说”投的是弃权票，一定是多数。敢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不多，伊朗的内贾德，委内瑞拉的查维斯，是两个出了名的对美国“说不”的人，现在的朝鲜可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所以美国就把这些国家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要求联合国对他们实行制裁。多数国家不想享受这种待遇，所以他们都选择了“不说”。
如果言论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被剥夺，即既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又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也就是“说不”和“不说”的自由都被剥夺。形成人云亦云，异口同声；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局面。一项表决，结果出来之前就没有悬念，一定是100%的人举手赞成。这种绝对的一致，并不值得庆贺。
如今稍有年纪的人，回忆起那场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依然会心有余悸。有人说这是几个人的野心和一个人的失误造成的。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那个时期我们党的机制还是健全的。党的九大、十大都如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也还是按照我们党的原则，一级一级选上去的。党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也是在全国党代会上，由我们的党代表，以100%的赞成票选举出来的。党的各项重大决策（包括开除刘少奇党籍）也是在党代会上一致通过的。所以说这场革命，在党内是有法律依据的。你说大多数人不赞成，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表决时又都“举双手赞成”呢。这只能说在那个时代，我们既没有“说不”的积极自由，也没有“不说”的消极自由。所有的民主，自由只不过是个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