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反腐要讲大案要案，多大的案子才算得上大案，这要问检察院。贪官贪腐的赃款有多少，更没有人知道。2011年，6月16日《华西都市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王石川的文章，文章中提供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外逃贪官多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
央视有一个“时代先锋”专栏，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时代有许多不为名利所动，坚守着自己信仰的人，他们让我们感动。但我们这个时代，除了“时代先锋”，还有“时代垃圾”。毛泽东说“扫帚不到，垃圾自然不会跑掉。”现在的垃圾是那么的多，即使央视能劈出一个“时代垃圾”的警示专栏，每天扫10个，而且从此以后，不再有新的垃圾出现。16000人也需要5年才能扫完。这还仅仅只是跑出去的垃圾，这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警省吗！
这些垃圾带走了国家8000亿元的巨款，8000亿能做多少事？现在提供2011年政府报告中的几个数字，你就清楚了。2011年，国家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资金423亿。2011年国家安排补助保障房资金1030亿。2010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累计为7810亿。比较不难看出，贪官卷到海外的钱，几乎是国家2011年保障房建设补助资金的8倍；是国家用于扶住和促进就业资金的19倍。比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总额还要多。那些还没有来得及逃出去的贪官，贪污的赃款，恐怕比8000亿要多得多。8000亿还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可能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们手头有很多个数据版本，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数据。他认为外逃资金的规模达到万亿元是很可能的，这个数字是否有点触目惊心。
也许有人会说我国政府已经签署和参加了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内的近100个多边国际公约，与外国签订双边刑事司法互助条约（包括移管被判刑人条约）47项，与33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贪官们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可以将其缉拿归案。然而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法律，想引渡谈何容易。就以赖昌星一案为例，当年这个案件牵涉到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原福建省副省长、厦门市副市长朱正衍，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原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原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陈国荣等高官。是一个惊天大案，1999年赖昌星逃到加拿大，迄今已经12年过去。12年来，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赖昌星依然逍遥法外。据媒体报道，2009年1月22日，加拿大移民部批准赖昌星的工作准证申请，允许赖昌星在加拿大工作。可见我们想要追缴海外脏款有多难。
王石川在他的文章中说：防止贪官外逃，最有效的措施是信息透明。不少外逃贪官在出逃前，已经是裸官。所谓裸官，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不少外逃贪官在外逃前，已经将老婆孩子送到了国外，有的甚至已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只待时机一到就脚底抹油。如政府官员财产透明，他们的图谋就难以得逞。但这需要立法，而这样的法律是很难在人大获得通过的。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恐怕都不希望公示自己的财产。我们法制国家的建设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