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这本书做的很漂亮，色彩秀丽，很满足拜物教小资们的口味，但要说这是林达的成名之作未免牵强，因为更有分量的无疑是他们的“看美国”系列，只能说是其“发迹”之作，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本书新认识了林达，于是“看美国”系列一印再印。这本书是标准的林达式的“旅行•阅读”路线，这是林达的书一向最吸引人的地方。不过在我看来稍稍有些苦难，真正的旅行者会觉得这本书在路线、方位、名胜这些方面介绍的不够多，而由《九三年》勾引来的那些读者又会觉得书中对革命的反思、讨论和对历史事件的串联也很不够。说彻底一点，就是对于这次早期的旅行，林达们的游人心态要稍稍重于历史感，或是故意举重若轻。即便如此，又有谁会想到要带着揭人伤疤的《九三年》去巴黎呢？只有林达。
读者偏好在这本书中可能会差异较大，旅行者眼中只有脚下的路，而像我这样的人，大概读的时候满眼只有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世界上近代最有名的暴力革命，历来被人们拿来同美国革命作两厢最极端的比较，之所以这样，往往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给人感觉最极端，也往往使人最能感到革命的恐怖之处。我们也是一个有近代革命历史的国家，你要是从民国元年算起近百年了。但是我们也往往像些最愚蠢的人们，以为自己的革命根本是最先进的，只有别国以后借鉴的份，而绝没有可以从别国历史和革命中吸取教训的成例，哪知道自己对待革命这件事也和其他事情一样，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何况，我们这里还没有说到革命的代价，无法说起，因为简单的言语背负不起这种种代价。但是，法国大革命却不能寻常对待，看这段短暂的革命，能使最顽固的老左感觉到革命的迷乱和恐怖，其他国家可以在自己的革命事业上沉睡在“先进”的美梦之中，但不能不为其所触动。这大概就是这场著名革命的历史遗产。
林达的书中其实基本上梳理了这次革命的许多重大史实，比如攻占巴士底狱，国民会议，路易十六和著名的断头王后的结局，雅各宾俱乐部和专政，断头台在革命后期恐怖的醒目、包括拿破仑的复辟帝制等等。其中很多都通过实地进行了寻访，然后在历史现场展开对史料的思考。比如寻访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从断头台最初出于人文关怀、避免人们遭受延迟的处刑痛苦的设计出发，讲到了为什么在革命后期被广泛使用，结论居然仅仅是因为“犯人”太多，处刑需要机械化以弥补刽子手工作量的不足，这真是充满了对人类的嘲讽。更意外的是，在今天那著名的处刑处已经蜷缩成一块有字的地板，其他都渺不可寻了。而且也只能见到当年断头台的复制工艺品，把断头台当作工艺品来纪念，充分显示出这个古老民族看待历史的特点，但是对此，却也不适合作不谨慎的评价，因为外人、今天的人们，对此的懵懂太深。其实法国大革命、甚至是人类的所有暴力革命也像这滑稽而残忍的处刑设备一样，往往是从美好的人文理想出发，而进入到恐怖狰狞的境地。路易十六的玛丽王后上断头台时踩了刽子手的脚，她连忙道歉，然后接受了行刑；谁还能想起现在这找寻不到的断头台前，当年有它最鼎盛的时期，那时它的周围总是挤满观赏行刑的高度亢奋的平民观众，欢呼如潮、同样的麻木和正义……高高的断头台成为刻划人类先进的耻辱柱，高贵与猥琐，文明和蛮荒，代表和被强制代表，先进和反动，在这里和其他革命圣地一样被错乱扭曲地纠缠在一起，想整理清楚太困难。
难以解释清楚的还有很多。对于法国大革命，令人印象不得不深刻的，不是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理想的美好蛮荒，而是革命演进的过程把革命本身和结果推倒了荒谬的极致：首先是激进和保守在讨论，接着是两者的争吵；这时激进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激进开始对保守取得批判地位，随着民众的揭竿而起，一切开始分裂；激进变成了革命，保守一部分加入了革命，一部分变成了“反动”，最先灭亡；接着，原先激进的开始和民众寻找暴力，加入革命的保守开始诉诸于民主；在保守的革命力量在开会的时候，激进的革命者已经捣毁了王宫和监狱，判处不合者死刑；民主成为躯壳，激进革命完全夺权，保守革命力量开始逃亡或者等待被捕、被宣布为新反动；革命后来愈演愈烈，激进的革命力量中诞生出更激进的力量，把稍显逊色的部分判处新新反动；接着在最革命的阵营中不断被甄别出比较不革命部分，这一过程越来越快，今天刚刚宣判别人处刑的人明天已经登上了断头台，行动稍慢的革命力量已经被更快的革命力量宣判，行动快的革命力量又被仇家寻仇暗杀，直至革命三巨头也一个个被革命报复和判决……狂躁的民众每天忙忙碌碌，寻找更彻底的革命领袖和方向。今天我们看这样的过程，很容易由恐怖的感觉，转而得出对暴力革命本身的否定结论。事情本来不是这样简单的，但由此推导出来的结果和已经能看到的结果过早地使人认识了这种现实。
另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是民众。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多数人的暴行”我们该对民众做怎样的评价？特别是，对一贯以来把民众视为社会弱势的态度来说，如何正视这个事实？我想，这不能用民族文化传统来解释。林达的这本书，有一个很显著的反差，就是巴黎整座城市仿佛都弥散着对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膜拜和尊重气氛，而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也正是在这里轰轰烈烈，残酷的史实往往是伴随着文化古迹而后出现。有着这样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成果以及有这样高度文明的民族，竟然能和近于蛮荒的血腥革命联系在一起吗？这真不可解释，如果以此而论，那它就完全是精神分裂的；但事实上，在大革命以后直到今天，那所有的暴力和处刑仿佛没有影响这个民族的性格，至少，很少能看出心有余悸的情况，这段历史的倒退或是“先进”仿佛从来不曾有血腥的消解，或者是已经被历史长河所包容，法国大革命成了旅游点的橱窗展台。这不可解释，或许，这就是历史的翻页，带走所有，留下的安之若素地背起从前。在我们看来，民众似乎天生就处于弱势的地位，特别是在我国，芸芸众生的现实在每一个时代也确乎如此。我们最后成功的革命，就不可置疑地赋予了民众以“贫穷”这样的美德，把“大多数”的行为和利益当作坚定不移的守护目标，也曾经过互相攻陷，人人自危、群众转暴徒的年代。那么，民众在革命中，是如何在很短时间里从弱势的地位转化为暴徒群体的呢？其中起决定性力量的究竟是什么？
上面的这两